23个提案建议！2025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聚焦“科技成果转化”，最新最全梳理→

2025年3月4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2025年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医科医工为大家整理来自全国两会代表们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提案和建议。

1、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早日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建议国家持续加大对天津市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资金和项目等方面的倾斜力度，早日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天津中心），“打造‘立足天津、服务京冀、辐射北方、全国驰名’的科技成果转化集聚区，建设成为北方高校科技成果的‘孵化器’，更好地支撑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天津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始终把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形成多部门协同推动、全社会参与成果转化的良好生态。“随着成果转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一些深层次问题还亟待解决。”陈军举例说，在科研领域，科研成果产业化之前最艰难的中试验证阶段，被称为科技成果转化“死亡之谷”。科研成果往往只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导致核心技术成熟度低，难以直接实现概念验证、小试试制、中试放大、产业应用的全链条贯通，没有形成产业团队持续研发和优化，很难跨越“死亡之谷”。此外，还存在专业人才相对短缺，以及启动资金不足的问题。

陈军一直关注相应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介绍说，近年来，天津陆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技术转移机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的若干措施》等重大政策，从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赋权改革、尽职免责等方面提出若干条务实举措。同时，积极推动高质量建设天开高教科创园工作，通过科技创新、产业焕新、城市更新，盘活存量、培育增量、提升质量，努力破解高校教师“不敢转”“不愿转”“不会转”难题，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今年的全国两会，陈军建议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明确以北京为科研创新中心，以河北为产业制造中心，以天津为科技成果技术转移中心的定位，“天津借助天开高教科创园平台建设，主动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发挥滨海新区战略合作功能区作用，与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错位协同发展。”他提出，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焕新，聚力打造京津冀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聚焦发展瓶颈制约，与高校、科研院所与金融机构、相关企业同向发力，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通过联合研发、共建实验室等方式，促进基础研究成果的共享和转化，高质量、快节奏打造合作的平台载体，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质量，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陈军还建议以中央财政补贴、中央预算内资金补助、发行专项债、超长期国债、减免税费等方式支持天津市天开高教科创园及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建议国家加大对天津人才培养与引进的扶持力度，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他说，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以产业需求为牵引，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纽带，带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组建成果转化专业运营团队，打造技术经理人培训、培养体系，强化服务保障和政策激励。探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科教融合范式，以科技成果转化质量与贡献为牵引的人才评价体系，在实践实干中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

2、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韩峰：共建“产学研医资”联合体 加强医药类高校科研成果转化

韩峰说，当前医药类高校成果转化难，一方面在于人才短缺，不少医药类高校相对缺乏兼具医学、药学、知识产权、投融资及商业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技术评估与商业化路径不畅；另一方面在体制机制方面，成果转化贡献没有被充分纳入高校的职称评审考核评价体系，科研人员的创新潜力未被充分激发。

“医药研发和临床需求与产业转化脱节，缺乏‘临床—科研—企业’深度协同平台，早期项目概念验证支持不足，超过70%的医药专利停滞在实验室阶段。”韩峰说。

与其他领域相比，医学科学成果的转化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回报周期长的特点。针对国内医学成果转化率较低等问题，国家及地方也出台过相关政策。比如，2024年10月印发的《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24—2027年）》提出，发挥国家医学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等带动作用，提升上海临床研究和产医融合能力。

韩峰表示，我国医科院校的附属医院直接面向临床重大需求，具有潜在新型医药产品管线的巨大储备，医科高校技术转移团队是打通实验室到病房“最后一公里”的核心引擎。“需要立足本土实际，通过机构专业化、利益激励、法律保障和生态协同‘四轮驱动’，突破转化瓶颈。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从‘论文大国’向‘创新强国’的跨越，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韩峰提出，应简化职务发明成果转让审批流程，将技术转移成效纳入高校“双一流”评估体系，对转化收益实施阶梯式税收减免，并设立“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专项表彰。同时，培育发展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队伍，提升医药市场化转化能力。在“双一流”医科高校试点设立独立运营的技术许可办公室，配备医学背景、精通知识产权律师及投融资的专职技术经理人，提供从专利布局到临床验证的全链条服务。

“建议共建‘产学研医资’联合体，支持高校因地制宜与龙头企业、地方政府共建技术转移中心，推动专职技术经理人深度参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韩峰说。

3、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耿福能：建议简化技术成果转化流程

耿福能建议：首先，希望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引导社会资本支持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尤其是在高技术领域，应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转化”梯度扶持体系，鼓励企业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建设和提升创新能力。

与此同时，他还建议政府简化技术成果转化的流程，建立更畅通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耿福能建议，应推动科研机构、学校、企业三方的合作，深化产学研融合，加速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尤为重要的是，政府也应加强对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保护力度。耿福能强调，面对全球化竞争的压力，民营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常常面临知识产权、品牌保护等多方面的困难。因此，必须完善民营企业知识产权的法治体系建设，在司法实践中加强对传统实体企业、老字号企业和驰名商标企业的执法保护。

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建立“全栈式全链条”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平台、机制、源头三方面协同发力。”丁奎岭表示，当前科研成果转化面临成熟度低、国资参与动力不足、源头创新支撑薄弱等问题，须重点构建“全栈式平台”“容错机制”“高价值科研导向”三大核心支撑。

建立“全栈式”“全链条”公共转化平台。高校成果成熟度低，多处于实验室阶段。建议建立涵盖关键环节的公共转化平台，从技术迭代到资金投入，为科技成果跨越“死亡谷”保驾护航。推动各地与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建立更多此类平台。

构建“算大账”“算总账”的容错机制。金融投资是转化重要推力，但国资创投因周期错位、风险错位而“不敢投”“不愿投”。建议金融投资以营造创新生态、推动产业升级为目标，提高容亏率，落实“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导向。高校内部也要建立尽职免责管理办法，减少后顾之忧。

持续强化“高价值”“极交叉”科研导向。提升转化率需从源头抓起。国内高校转化金额逐年上涨，但与世界一流大学有差距。建议鼓励“高价值”“极交叉”科学研究，写入“十五五”规划。国家、地方政府及高校要设立更多针对性资助项目，将资源向此类项目或团队倾斜。

5、全国人大代表、稀土催化创新研究院(东营)有限公司副院长翟燕萍：加强顶层设计 提高新能源产业成果转化质效

“加强宏观统筹和整体规划，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为新能源成果产出、成果转化、产业发展提供生命力。”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稀土催化创新研究院(东营)有限公司副院长翟燕萍特别关注我国新能源开发及利用相关话题，她希望基于市场化机制，完善科研成果到商业化落地的全流程支持政策。

翟燕萍表示，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猛，科技创新成果快速涌现，但仍普遍存在着科研与产业“两张皮”的现象，尤其在示范应用、商业模式探索等阶段受到诸多限制，科技创新成果难以真正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难以满足企业和市场需求。

翟燕萍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是促进科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的关键环节，科技创新一定要与产业挂钩，不能进行成果转化，也就失去了科研的初衷。对此，翟燕萍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新能源产业的顶层设计和政策供给，构建更为科学有效的科研成果高效转化机制，加强各方面要素保障，厘清参与主体责任义务，明晰各类成果转化程序及服务指引，形成与技术创新发展和市场相匹配的标准体系，推动技术应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进一步提高科研成果转化质效。

6、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药学部副主任方向明：贯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体系

“在当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科技创新还存在转化‘鸿沟’，尤其是全链条体系尚未完全贯通。”方向明委员直言不讳地指出科技创新的“痛点”。

我我方向明委员认为，科技成果转化要完成“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全链条贯通，需要进一步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厘清科技成果处置权属等核心问题，探索通过成果权益分享等方式合理分配创新成果；要探索构建定位清晰、优势互补、分工明确的技术转让机制，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和潜力，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7、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 畅通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刘忠范院士表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长期存在“不敢转”“不想转”的症结，原因在于学术界长期以发论文、拿项目为闭环，科研人员缺乏转化动力，且中间环节投入大、周期长，既无评价标准，也缺乏专项支持。他用创新链“1-9理论”阐述了“产学研协同难”的老问题，指出高校专注原始创新，企业聚焦市场应用，而决定转化成败的工程化、规模化阶段却成为断层。为破解这一困局，刘忠范强调，强化中间转化环节、构建完整创新链条是关键，只有让实验室里的“盆景”真正成长为产业界的“森林”，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获得坚实支撑。

8、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校长陈晔光：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需在体制机制与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上共同发力，实现从原始创新到技术突破再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贯通。具体来说，要打破传统科研管理体制束缚，创新有组织科研模式，营造灵活高效的科研成果转化生态，打通“实验室—中试—产业”全链条。

9、全国人大代表、邯郸市科协主席凌涛：畅通技术经理人职业发展路径，提高技术转移专业人才队伍的国际化水平

凌涛提出建议，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推动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在增强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能力方面，一是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平台搭建等方式，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对科技成果进行分类、筛选和评估，建立科技成果数据库、服务企业台账、技术需求项目库、产学研合作项目清单，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和重点领域的科技创新探索。二是畅通互信互利的“双向链接”交流机制，增强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大科技成果数据平台的开放共享，发挥企业出题人、阅卷人作用，由企业张榜挂帅，以自身需求为牵引，全方位推进相关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三是提高场景应用水平，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更快进入市场，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精准识别培育高潜能未来产业。

在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方面，一是聚焦核心要素合理配置，前瞻性谋划技术经理人队伍布局。二是优化技术转移人才供给结构，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分级培育矩阵。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引入专家人才，鼓励项目企业专家“站上三尺讲台”，鼓励科研院所为项目企业全面输送人才。三是畅通技术经理人职业发展路径，提高技术转移专业人才队伍的国际化水平。

在持续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方面，进一步加强政策与法律的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化激励机制，完善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分配机制。

10、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613所副总工程师蔡猛：央企需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当前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中央企业面临政策、人才、机构、平台等多方面的挑战，急需体系化的解决方案来提升其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蔡猛表示。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尽管中央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和成效仍有待提升。部分中央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着政策不明确、人才短缺、机构不健全、平台不完善等问题，导致科技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生产力，影响了产业创新和转型升级的步伐。

蔡猛认为主要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企业在现行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够全面；二是中央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实践存在体系性障碍，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不显著。

基于此，蔡猛认为要提高中央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和成效，应从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建设、加强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与中试平台建设等几个方面来进行。

蔡猛表示，通过一系列措施，将会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同时，也将进一步增强中央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1、全国人大代表、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加快发展中试基地 推动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

为推动中试产业高质量发展，徐冠巨建议，首先，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匹配区域产业集群发展，合理规划中试平台建设。其次，鼓励支持龙头企业与政府和科研院所共建“开放共享”的大型综合中试平台。最后，深化变革中试平台建设运行的体制机制。

徐冠巨称，中试平台建设要加强政府、龙头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合力，共建“开放式、市场化、专业化”的中试共享平台模式，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化，让各类资源要素能够在产业创新中高效流动、创造价值。

12、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激光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总经理司徒国海：为各高校和科研院所配备专业的成果转化人才和资源

“将创新端产生的成果落实到产业端，中间转化还存在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对接项目经理人，如何找到市场，怎么进行产品定义……后续还要有很多的投入。”司徒国海非常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此推出相关方案，为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他认为，各高校、科研院所对专利产业化潜力进行初步判断之后，在后续推进工作中，还需要为各高校和科研院所配备专业的成果转化人才和资源。

“因为成果转化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相关成果是否具有转化可能性？将来产业化规模有多大，有哪些转化路径，大部分老师不一定具备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希望后续有一系列的举措能推动成果转化落地。”司徒国海表示。

13、全国人大代表、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贾少谦：通过制度创新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贾少谦建议，针对企业实验室建立差异化评价机制，通过制度创新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要重视‘从0到1’的原始创新，更要重视‘从1到100’的产业化落地，打通实验室与生产线‘最后一公里’是关键。”贾少谦认为。

贾少谦表示，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中，能够更好地把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市场需求，而企业实验室是优质创新资源的聚集地，是强化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重要抓手。

“我国企业实验室建设仍存在缺少适配的评价机制等问题，建议构建差异化企业实验室评价体系，以制度创新激发企业实验室的创新活力。”贾少谦建议，针对企业实验室建立差异化评价机制，加大对企业实验室“技术产业化率”“成果转化收益”等考核指标权重，引导企业实验室在实现技术突破的基础上，向技术成果高效转化与产业化培育方面发展。

“科技创新既要‘顶天’攀登世界前沿，又要‘立地’服务产业需求。”贾少谦表示，将以大企业担当发挥表率带头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跑出新质生产力“加速度”。

14、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卢建军：在全国范围推广技术经理人专业职称

卢建军建议：以创新联合体建设为抓手，加快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议建设国家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出台鼓励一流大学和龙头企业建立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政策。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解决好“企业主导什么、怎么主导、校企融合什么、在哪融合、怎么深度融合”的问题，引导创新资源围绕企业集聚、创新活动围绕企业开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发挥评价“指挥棒”作用，完善卓越工程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建议完善适应卓越工程人才培养评价标准，把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能力作为专业实践环节的重要考核内容，以包括但不限于成果转化、产品创新、产品设计等多种成果形式代替传统学位论文，破除“唯论文”评价体系。

加快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高水平、专业化转化服务体系。建议完善金融资本支持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发挥种子基金、天使基金、前端创投的重要支撑作用，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在高校建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门机构，建设科技成果超市、技术交易平台，畅通企业和金融机构及时发现、掌握、投资交易高校技术成果通道。

强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晋升和激励制度建议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建设技术经理人学院，设立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生专业培养方向。畅通技术经理人职业发展通道，在全国范围推广技术经理人专业职称。健全技术经理人激励制度，探索建立技术经理人薪酬待遇、工资福利、职位晋升等制度体系。

15、全国政协委员、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教授、广东省南方消化疾病研究所所长刘思德：守住创新优势，助力市场转化

“对于科创企业而言，最关键的环节在于企业成立并推出产品后，产品市场推广是否顺利。”刘思德坦言，实际上，许多初创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对市场运作缺乏了解，不少企业并非在产品研发阶段夭折，而是在迈向商业化、进入市场的初期困难重重，然后折戟沉沙。

“很多初创产品需要在市场的验证下探索出市场化的道路，“科创企业的初创产品如果和其他传统产品一起争市场，往往是连机会都没有。以创新药和医疗器械为例，其实我们不是‘偏袒’，而是让每一个初创产品都有机会接受市场检验，产品倘若物美价廉、安全性高、疗效显著，自然能够在市场立足”。刘思德告诉记者，科技成果能否有效转化，其实也要看一个地方会不会积极甚至是主导式地推动本土科创企业的初创产品进入本地市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的地方培育了初创企业，但在一个产品研发出来后，初创企业却离开了最初孵化的地方，反而去了别的地方扎根。”刘思德说道。

刘思德认为，如果对初创公司的扶持能够延伸至商业化初期，对科创企业的初创产品市场准入以及市场推广等方面加大支持，提供基本的市场保障，避免前期投入大量资源却在最后眼睁睁看着企业为了生存去了别的地方，必将可以更好地守住创新优势，助力市场转化。

16、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上海市委主委黄震：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政策 赋能产业创新

黄震认为，构建分类人才评价机制是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对于基础研究成果，以高水平论文发表等为评价标准，将应用研究评价由以论文为导向转向以应用价值和社会价值为导向，将科研人员创业企业、资本融入、吸纳就业、技术转让、税收缴纳、产值贡献等显性社会贡献纳入人才评价体系。同时，优化科研人员创业活动的人才流动机制，切实打开高校院所和企业人才流动的“旋转门”，落实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制度。

加大科技服务公共平台建设投入，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黄震认为，如果将科技成果的成熟度分为九级，高校院所侧重“从1做到3”，企业侧重“7到9”，将技术产业化、链接科技与产业化之间的“4到6”往往陷入“死亡之谷”。在“4到6”的阶段，政策与资金扶持明显不足。

“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以合同研究为纽带，在高校和企业之间建立了一套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效融合、相互促进的运转模式。可以借鉴德国相关经验，发挥政府财政资助项目的‘指挥棒’作用，加大针对‘4到6’公共平台建设的政府财政资助力度，通过概念验证、中间验证等过程，将科技新概念、新想法、新方案、新专利等‘青果子’催熟，进而撬动更多风险投资、产业投资等多元化社会资本投入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帮助科技成果跨越‘死亡谷’。”黄震说。

黄震建议，大力推广“完全赋权”，尽快修订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条例，提供有力的法规条例支撑，强化通过“赋权+转让+约定收益”，将科技成果交给科研人员和投资持股主体，将“完全赋权”从“盆景”转变为连绵“风景”，用市场手段把高价值科技成果“挖出来”，赋能产业创新。

17、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黄勇平：搭建国家级平台，破局科技成果转化困境

今年，我的建议将继续聚焦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问题。当前的主要难题在于，研究人员拥有技术、原理和方法，但这些成果未能进入市场，而市场又急需可以直接转化为商品或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中间设计环节，且这一环节困难重重。因为企业不愿承担风险进行组织验证，而研究人员申请的纵向经费也不具备此功能，且资金不足。

为解决此问题，我建议搭建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国家级平台，涵盖政策法规和人才支持等多方面的体系，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这个体系能够将零散的、碎片化的科技成果通过转移转化渠道整合成一个整体，体现国家意志。我相信这将极大提高互信机制和效率，推动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

18、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丁时勇：“三端”持续发力 推动成果转化

有多年高校任职经历的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重庆市委会主委丁时勇密切关注高校和科研机构创新成果转化工作。作为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一环，我国存量专利盘活情况吸引了丁时勇的目光，他也为此积极展开了调查研究。在丁时勇看来，创新成果转化涉及研发创新的前中后“三端”，需要全盘布局、久久为功。

他建议，在前期研发端，要引导高校积极开展面向市场需求的科技研发。在高校承担的应用、转化类科技项目中，应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作为科研项目立项和验收的重要内容和依据。此外，还需优化学术评价体系，提升教师专利转化的积极性，比如，加快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在理工农医等相关学科中，将专利转化成效作为必要内容；在学术评价中，加大专利转化成效的权重，将专利转化成效作为教师职称晋升、绩效考核、科技奖励等方面的重要条件。

在研发的中端及后端，丁时勇建议，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提高专利质量，以及完善高校创新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不断壮大高校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人员队伍，从而为推动创新成果转化提供“智力支撑”。

19、全国政协委员、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支持浙江开展市场导向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试点

“无论是技术合同成交总额还是发明专利，我国的成绩已经非常耀眼。但是我们也需要清晰地看到，我国成果转化还存在市场化机制不够完善、技术供给质量不高、服务体系效能不优、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还不够等问题，亟需通过加快构建市场化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体系进行破题、重塑、提升。”丁列明指出。

“我建议国家相关部委与浙江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支持浙江开展市场导向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试点，在顶层设计和试点先行等方面加强指导，帮助浙江深化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提供浙江方案。”

他认为，政府可以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优化科研资源配置，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助力民营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除此之外，他还希望政府在人才引进、培养、激励机制等方面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来浙江发展，同时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人才链供给质量。

20、全国政协委员、武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信思金：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水平，需在理念、评价、机制和服务保障四方面下功夫

信思金认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水平，直接影响着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果。他建议，从高校角度讲，解决这一问题，需在理念、评价、机制和服务保障四方面下功夫。要教育引导高校科技人员切实强化科技创新，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理念，增强产业出题、高校答题的意识，扭转重论文轻应用、重研究轻转化的倾向，紧密结合产业创新需求，开展科学研究。

21、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山东省委副主席刘晓静：打造、扶持一批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

为高校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提速，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山东省委会副主委、山东艺术学院原副院长刘晓静建议：积极引导科技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把行动统一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上来。“建议将成果转化效益明确纳入“双一流”建设或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刘晓静说，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单设成果转化职称序列，鼓励科研人员将科技创新的着力点精准聚焦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

“推进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产学研主体深度融合方面，搭建更多的合作平台，促进各方在人才交流、技术共享、项目合作等方面的深入合作，让不同主体的优势在交叉融合中发挥能量，从而迸发出高质量的创新成果。”多渠道协助转化，因地制宜赋能实体经济，刘晓静建议建设区域性技术交易市场，打造、扶持一批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构建“三级中试体系”(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产业加速)，解决区域产业配套不完善、转化落地支撑不足问题。

22、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院长石：科技成果转化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努力和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

目前产、学、研融合还不够，科学研究和产业需求仍然存在较大脱节，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两张皮”等问题依然突出。因此，他长期致力于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穿针引线、牵线搭桥，以弥补科研与生产之间的断层。

科技成果转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的努力和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石碧坦言，尽管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但成效仍然有限。不过他坚信，只有不断创造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氛围，推动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才能真正实现科技创新的价值。科技创新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而科技成果转化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展望未来，石碧希望四川能够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使科技创新真正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23、全国人大代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庆：破题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当前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找到可转化的科技成果及团队，如何评价技术和团队，以及如何帮助或推动技术的落地转化。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已经和海内外200多个高校院所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同时通过建立创新联盟和举办创新大赛等方式，集聚和挖掘发现有价值的技术团队。同时，探索“项目经理制”，对初步看好的技术团队，聘请其领头人担任项目经理，一同开展市场调研了解技术的市场需求，整合资源完善方案和团队，这个过程既是一个评估过程，也是一个完善团队和方案的过程。目前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已聘请了450余位项目经理，成立了80余家研究所和140多个重大技术项目公司。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要让企业成为提出创新需求的主体、创新投入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而更重要的是成为创新项目决策的主体。比如，政府在制定应用类技术项目指南时，可将企业出资作为必要条件，企业出资后，政府再根据项目情况匹配资金，采用“揭榜挂帅”的方式寻找解决方案和团队，最终由企业决定是否采用。此外，政府可以征集企业真实的技术需求和难题，帮助企业对接高校、科研院所，项目完成后给予企业补助。政府还可以结合当地主导产业，建设应用技术研究平台来为当地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如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上海和江苏的各个园区共设立了100余家应用技术研究所（平台），为当地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在全球化背景下，加速自主可控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可从三个途径获取技术供给。一是建设高质量的应用技术研发机构，这类机构针对市场需求，基于已有的原创成果或企业需求进行攻关研发，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二是从全球范围内寻找原创成果，进行二次开发，使其转化为企业能够应用的技术，推动产业发展。三是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服务公司，这些公司以研发和技术服务为商业模式，能直接为我国产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以华中科技大学无锡研究院为例，丁汉院士团队将建在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原创成果在研究院进行研发和转化，解决了复杂曲面零部件表面精密加工的难题，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医科医工编辑整理自各大公开报道